上一篇：1.生命之尘
我们的旅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藏匿在楼梯下那天，还是我们在陶顿下了朋友的小货车，大雨中站在马路边，背包放在柏油碎石路面上的那天？又或者，这趟旅途几年前就预示了将要发生，只是要等到我们真正一无所有的时候才在我们眼前豁然展开？
那天在法院里，长达三年的纷争终于划上句号，但事情从来不会以你预想的方式结束。我们把农场搬到威尔士的时候，太阳明晃晃的，孩子们在身旁跑来跑去，生活正要在我们面前展开。山脚下一方偏僻的土地上堆着被遗弃的废石块儿。我们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重建工程中，孩子们在我们身边长大时，我们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在了这上面。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没想到它最后会落到这个昏暗发灰的法庭里，旁边还是个游戏厅。我没想到我最后会站在一位法官面前跟他说他弄错了。我没想到我会穿着孩子们在我五十岁生日时候送给我的皮夹克。我没想到这一切会结束。坐在审判厅里的时候，我看着莫斯在抠前面黑色桌子上的一小块儿白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是怎么搞成这样的？他之前一直把这个现在说我们欠他钱的人当好哥们儿。他们跟一群朋友一起长大，蹬小三轮车，踢足球，共同走过青少年的年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别人都慢慢不怎么联系的时候他们俩还是很亲密。长大后各自的生活把他们带到不同的方向，库博进了我们没几个人懂的金融圈。但是莫斯还是跟他保持着联系，仅存的旧友。因为有足够的信任，所以当他的一个公司有个投资机会的时候我们没想就答应了，投进了相当一笔积蓄。那个我们投钱的公司最后没弄成，留下了一堆债务。而且不知不觉中慢慢有迹象显示我们也因此欠了钱。起初我们没理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库博开始坚称，按照当初协议的设计，在法律上我们也对这些债务负有偿还责任。最开始的时候，莫斯为一段友情的破裂比财产的损失更感到痛心，这件事他们俩吵了好多年。我们坚信我们不用对这些债务负责，因为协议条款里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而且莫斯觉得这事儿在他们之间俩自己能解决。直到那天一封法院寄来的催款通知送到了我们的信箱。我们的存款很快就花光了，直到再也付不起律师费。那以后我们就变成了“诉讼当事人”，成了不被代表的大众中的一份子，这是政府近年的法律援助改革造成的结果，我们不能申请免费的诉讼代理律师，因为我们的案子被归类为“复杂案件”，所以不能申请法律援助。这项改革可能每年节省了三千五百万英镑，但也把弱势人群拒于正义之门外。我们能采取的唯一的策略就是拖着，一直拖一直拖，争取时间，然后在背后联系律师和会计师，试图找到一些只言片语的证据去说服法官同意我们所认定的事实：我们最开始对协议的理解是准确的，我们对这些债务没有法律责任。没有辩护律师的我们总是人手不足，就在这时一纸文件下来要把我们的农场作为抵押去偿还库博声称的债务。我们大气不敢出，接着判决就出来了：剥夺所有权，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和土地，每一块儿我们小心翼翼垒起来的石头，孩子们在下面玩儿过的树，蓝冠山雀筑过巢的墙洞，蝙蝠住过的烟囱旁边散落的铅屑。剥夺所有的所有权。我们继续拖时间，写申请，要求暂停执行，直到最后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它，一张能证明库博的声明没有法律效力的闪闪发亮的白纸片，因为我们没有欠任何东西。经过三年的时间和十次出庭，我们终于有了能保住我们家的证据。我们把把这份文件的复印版寄给了法官和债权人的律师。我们准备好了。我还穿上了我的皮夹克，我底气十足。法官自顾自翻着他的文件，跟没看见我们似的。我瞥了一眼莫斯，想得到一个能给我肯定的眼神，但他直直盯着前面。过去这几年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迹，他密实的头发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白，他的皮肤也失去光泽，变得灰蒙蒙的。那感觉就像他的身体被掏了一个洞：一个值得信任的，诚实的，慷慨的男人，这样一个挚友的背叛撼动了他的根基。肩膀和胳膊持续不断的疼痛消磨了他的力气，也扰乱了他的思绪。我们只需要把这件事情了结了，继续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我坚信他就会变好。但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回到那样正常的状态了。我站了起来，我的腿不是很稳，感觉像在水下。我拿着那张纸，像握着船锚。我能听见外面海鸥在吵架，叫声让人心烦意乱。“早上好，法官先生。我希望您已经收到了我们周一提交给您的新证据。”“我收到了。”“我想跟您解释一下这份证据——”库博的律师站了起来，像先前每次要跟法官说话之前一样，理了一下他的领带。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他有的东西我们一样也没有。我亟需一个律师，我多么恳求我能有一个。“法官先生，您和我都收到的这个消息是新证据。”法官责备地看着我。“这是份新证据？”“啊，是的，我们四天前才收到的。”“新的证据不能在这么晚的阶段呈递上来，我不能接受它。”“但它能证明我们三年以来说的所有事情。它证明我们不欠那个原告任何东西。这是事实。”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我想冻结时间，把它停在那儿，永远不让下句话被说出来。我想抓起莫斯的手，起来从这法庭跑出去，永远不再想这件事，回家去生起火来，用我的手轻轻划过石墙，我们的猫蜷成温暖的一团。“不按法定程序提交的证据都无效。不行，我准备进行裁决了。我认定这份财产所有权属于原告。你们有七天的时间搬离这份房产，截止那天上午9点。就在那天。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讲诉讼费用的问题。针对诉讼费你们有什么想说的么？”“有，你犯了彻底的错误，这每件事情都不对。然后没有，我不想讨论诉讼费，反正我们没钱了，你们要把我们的家，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收入都拿走，你们还想要什么？”我紧抓住桌子，因为地板开始倾斜。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我会考虑你的意见把诉讼费免去。”我的思维涣散，只想奔向找个安全的地方。莫斯坐在那儿挪了一下身子，那一刻我几乎能碰到从他夹克里飘出来的干热的砾石路面和新伐木桩的味道。孩子们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在那砾石路上擦伤过膝盖，他们开车去上大学的时候轮胎在上面打过滑。玫瑰正在盛开，花儿垂在树篱笆之外像一串棉绒球；我的意识马上要一片空白。“我要求使用申诉权利。”“不行，我否绝。这件案子审理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你们之前有很多机会可以提交证据。”房间在摇晃，四面的墙在挤过来。我们找到的这项证据不重要，它能说清楚事实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我没按正确的方法提交，我没依照规定的程序走。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拿那些母鸡怎么办，早上谁去给那只老绵羊喂一片面包，我们怎么能在一个星期内打包一个农场，我们怎么付得起租一辆货车的钱，那些已经订了要来度假的客人们怎么办，那几只猫，还有我们的孩子？我该怎么跟孩子们说我们把他们的家输掉了？我们的家。输掉了，因为我没搞清楚程序。我犯了一个简单的，基础性的错误：我没有先申请要提交新证据。我不知道这还得先申请。我那会儿高兴坏了，深信不疑，我就直接把它寄过去了。白白浪费了这张完美的纸，上面记录着完满的真相。现在我们失去了一切。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我们关上身后审判室的门，走过长廊，僵硬，沉默。我瞅了一眼侧屋里的原告律师，并没有停下脚步，但莫斯走了进去。不要，莫斯，不要，莫斯，不要打他。他三年来所有的愤怒和所有的压力我都能感同身受。但他向律师伸出了手。“没关系，我知道你只是在做你分内的事，但这个判决不对，你肯定也知道，对不对？”他接起莫斯的手握了两下。“这案子是法官判的，不是我判的。”我依然没有哭，但是我身体里涌起一阵无声的怒吼，紧紧压住我，让我呼吸困难。我站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攀枝错节的白蜡树下面，九六年大雪的时候孩子们在这儿堆了一座冰屋。我把一片面包掰成六块儿，这是过去十九年来象征着每天开始的仪式。那只母羊朝我的手嗅过来，她的软嘴唇衔走了面包：十九岁了，没有牙，但胃口仍然很好。孩子们叫她斯莫汀，威尔士语里是斑点的意思。现在她变成了一只乖戾的老母羊，身上披着邋遢的黑白羊毛，两只羊角摇摇欲坠。唉，其实就剩一只了，前几年她拼命往饲料桶里钻的时候把那一只碰掉了。汤姆把那只角收了起来，放在他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带着的藏宝盒里，跟他收集的化石和数码精灵卡片一起。罗文三岁的时候我开着我们的小货车带她跑了四十英里。我们从能远眺大海的山边的一个农庄里买了三只傻傻的带斑点的小羊羔。我不让她跟它们坐一块儿的时候她不情愿地大吵大闹，我只得由着她，把他们四个一起放在车厢后面的干草垫上，开回了家。从那时开始它们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这些年他们养过很多小羊羔，但现在只剩下斯莫汀了，她的姐妹们都死了，去年我把剩下的全卖给了一个养殖场，那时我们想着案子已经没法再打下去了，我们很快就会输掉官司。我不能把斯莫汀也送走：没人想要，她太老了；一只羊平均能活六七年，然后就会被送去加工成狗粮或者肉丸子。庭审结束的第二天我把那些母鸡带给了一个朋友，但那里没有斯莫汀能待的地方。她沿着田野慢慢朝远处走，大团飞起的蒲公英模糊了她的身影，前面的山毛榉下面草总是干的。我们俩对那片草地都很熟悉，像我们自己的身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一样。没有那片草地我们俩各自该怎么活下去？五天后我们俩都会无家可归；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之前不知道，我也没想到的是，用不了五天我的生活就会天翻地覆，所有我所倚赖的事物都会变成脚下的流沙。事情第二天就发生了。医院的会诊室里。寻医看病这么多年终于有了结果，我们马上就能知道莫斯肩膀一直疼的原因了。一位医生对干了一辈子体力劳动的他说：“这疼很正常，你抬胳膊的时候估计会很费劲，走路时候也会有点不利索。”另外一些医生问起他手轻微的颤抖和脸上的麻木感。但今天这位医生是权威专家，这个领域的泰斗，如假包换。他肯定会告诉我们这是韧带拉伤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怎么怎么就能治好；跟几年前莫斯从谷仓顶上摔下来那回一样——可能也有一些轻微骨折之类。他肯定会告诉我们怎么就能恢复。他会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坐在他的桌子后面告诉我们这些。绝对没错。长途驱车来利物浦的路上我们俩没怎么说话，各自沉在自己的心有余悸和精疲力竭里。庭审后面的那几天，整理打包，焚烧杂物，没完没了的欺诈电话和心如死灰搅在一起，模糊不清。我们意识到我们无处可去了。最坏的可能性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并不需要这趟七个小时的公路之旅。每个小时都弥足珍贵，每个小时都可以用来打包，每个小时都可以安心地待在那几堵墙里面。这样无休止地一趟又一趟跑来医生的诊室是从六年前开始的。开始是肩上和胳膊的疼痛让他没法使力气，随后他的手开始出现震颤的症状，所以医生们以为他得了帕金森症，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他们又觉得可能是神经损伤导致的。这位医师的诊室跟其他的差不多：一间白色的，冷漠的方盒子，面对着停车场。但这位医生没有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走过来挨着莫斯在角落里坐下，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然后问他感觉怎么样。这不对。医生们没有这样的。我们也见过不少了医生了，从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做。“莫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是给你一个诊断结果。”不，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开口，一些十分可怕的东西就快要从你自以为是的紧闭的双唇逃出来，别开口，不要说话。“我认为你得了皮质基底核退化症，简称CBD。我们对这个诊断也没有绝对把握。目前没有检测手段，我们只有最后做尸检才能知道。”“尸检？那我还有多长时间？”莫斯的双手伸开放在大腿上，宽大的手指尽可能地支撑着自己。“嗯，一般我会说从症状开始显现后有六到八年时间。但是你的病情看起来发展得非常慢，因为你觉出问题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意思肯定是您弄错了。应该是别的原因吧。”我感觉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眼前的房间开始模糊不清。那位医生用看孩子的眼神看着我；接着他开始试着对我解释这种罕见的大脑退化疾病，这病会把这个我从十几岁开始就爱着的出色男人带走，在他意识模糊和失去记忆的时候将他的身体和思想一并摧毁，最后他连吞咽都不能进行，有可能会被自己的唾沫呛死。无药可救，完全无计可施。我不能呼吸了，整个屋子像是在水里漂荡。不要，不能是莫斯，别带走他，你不能把他带走，他是一切，他是整个世界，他是我的全部。不可能。我试着保持脸上平静的表情，但是内心已经在尖叫，惊慌失措，像只顶撞在玻璃板上的蜜蜂。现实世界还在那里，但突然间已经触不可及。“但也可能是您弄错了吧。”他在说些什么？这不是我们将死的样子。这不是莫斯的人生；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俩是一个，融合了的，缠在一起的化学分子。不是他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我们想过我们最后会怎么死去。当我们九十五岁的时候，在一座山顶上看着太阳升起来，然后我们就这样睡去。医院的病床上被呛死。不是分开的，被隔开的，是一体的。“您弄错了。”医院停车场的小货车里紧贴着彼此，好像这个简单的把身体靠在一起的动作就能让这一切停止。如果我们之间没有光，那就没什么能把我们分开，这一切就都不是真的我们也就不用面对。无声的眼泪从莫斯脸上滚落下来，但我没有哭，哭不出来。如果我哭了，我会把所有的痛苦都哭成一条河把自己冲走。我们成年之后的全部生活一直是一起度过的。每个梦想，每项计划，每次成功或者失败，都一直是两个一半合成的一个完整的生活。从来没有分开，从来不是一个人，是一体的。没有药物能阻断病情发展，没有疗法可以延缓疾痛。我们能得到的唯一的帮助是一种叫做普瑞巴林的用来阵痛的药，但莫斯之前就开始吃这种药了。别的什么也没有。我渴望着能跑到药剂师那里领取一盒子的魔法，任何能阻止这正在烧穿我们生活的毁灭力量的东西。“物理疗法能缓解关节僵硬，”医生这么说。但莫斯每天的日常就是体力活动。没准儿他应该再多干点；没准儿他多干点儿我们就能防止病情发展。我抓紧每一根稻草，任何能把我从这令人窒息的迷雾一般的惊吓中拉出来的哪怕极脆弱的细丝。没有细丝，没有手伸下来把我拉回安全区，没有宽慰的声音说没关系，这只是个噩梦。医院的停车场里，我们两个人一起紧握着现实，紧握着彼此。“你不可能生病，我还爱着你。”好像爱着他就足够了。这之前一直是足够的，这之前我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爱着他，但这现在救不了我们。莫斯第一次说他爱我的时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耳听到这几个字。那之前没人对我说过他们爱我，我父母和朋友们都没有说过，从来没有过一个人，那几个字激励了我，发着光，散着热，把我带进此后三十二年的生活中。但是言语没有力量去阻止莫斯的大脑慢慢自我崩坏，也不能防止一种叫做Tau的坏蛋白在脑细胞里沉积，阻塞它们之间的连接。“他弄错了。我就是知道，他错了。”他必须错了。法官就搞错了，为什么医生不能搞错？“我不能思考，没有感觉…”“那就让我们来想他搞错了。如果我们拒绝相信他我们的生活就能继续，就当这些都不是真的。”我不能让医生说的话进到我脑子里。他在胡言乱语，说的都不是真的。“没准儿他是弄错了。但是要是他说的是对的呢？要是我们真到了他说的最后阶段该怎么办呢？我没法想，我不愿想…”“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我们会想办法克服它。”我不信上帝，也不信任何超自然的存在。我们活着，我们死去；碳循环一直不断地进行着。但求你了，上帝啊，求你不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如果祂存在的话祂刚刚才把我的生活连根拔起，把我的存在本身颠倒了过来。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把音响开到最大声，盖过了那些噪音。山脉消失在我下面，海浪在我头顶上摔成碎片，我的世界上下颠倒。小货车停下来的时候我在用双手走路。被呛死的想法深深困扰着我。得到诊断后那几个星期的每个晚上，我都会在一身冷汗中醒来，头抽着疼，对被那团黏液呛死的噩梦心有余悸。梦中的莫斯脖子肿大，下巴错位，奋力要吸入空气，最后他窒息而死，孩子们和我就站在旁边看着，束手无策。今年燕子回来的晚些，一次一只两只，在历经了史诗般的旅程之后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它们在山毛榉之间盘旋俯冲，抓住虫子大快朵颐。要是我能变成一只燕子该多好，可以自由飞翔，要是我想的话也可以自由地回到家去。我给斯莫汀掰了面包片，然后走进了七月这清新的早晨。风又软又轻，吹过我的脸颊，向我保证接下来是美好的一天。我挤过野梨树篱笆之间的台阶。我是在一个树苗圃的拍卖活动上买到的这个树篱笆；它原本应该是山毛榉，却长成了叶子小小的，扎人的树篱笆，也不结梨子，每次我走过这个台阶的时候都给我弄点麻烦。我揉了揉胳膊上被刮破的地方，旧伤口刚长好又有了新伤。不值得把它剪回去了。地里很暖和，满是苜蓿香气的蜂蜜正来到花朵里面。鼹鼠昨天晚上又很活跃，几个很规整的土堆散落在田里中央。我下意识地把它们踢平，仍然十分关心这片土地的福祉，我们的土地。莫斯从一堆疯长的杂草手中夺来的这片地界。他拒绝使用任何除草剂，那时候也什么机械，仅凭双手就割出了这两英亩的田地。接着清理了残骸，然后把荨麻根都挖走。他把围着这片地的边界重新修起来，用心换掉已经被弃置了几十年的墙里的几百块儿石头。春天的时候访客的小孩儿会这片地里收集母鸡刚产下的热乎乎的鸡蛋，也会去喂小羊羔。我们在这里玩过无数场家庭板球对抗赛，躺在长长的还没被割下堆成干草垛的牧草上，看流星划过夏天漆黑的夜空。我们的土地。斯莫汀没过来。她总会跑到台阶这儿来要她的面包片。一次没落下过。我在田里左右张望着找她的时候，心里已经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在山毛榉树下她最喜欢的那个地方，她的头放在草地上像睡着了一样。她早就知道了。她知道她不能离开这片土地，她的家，于是干脆就死去。我轻抚着她毛茸茸的脸，用手最后一次划过那只弯曲的羊角，心里猛地一紧。不顾一切也不由自主地，我蜷在她身旁的草地上抽泣起来。我一直哭到我的身体停下来，精疲力尽，泪水流干，被失落感抽空。草茎绕在我的脸上，我躺在山毛榉树下准备死去，准备放下一切随斯莫汀一起进入自由，自由地跟燕子一起飞翔，再不用面对离开这个地方的痛苦，也不用看着莫斯衰弱下去。让我现在就死去吧，让我成为先走的那一个，别让我被剩下独自一人，让我死去。我拿来了铁锹开始挖土，好把斯莫汀埋在她姐妹们身旁，在属于她们的田野里。莫斯出来了，我们一起沉默着挖了这个土坑，不想说话，也不想承认这个越来越大的黑洞。我们看向面前这一天，那黑暗对我们依然过于可怕，过于陌生，以至于我们不能承认它会来到，连想象一下都不能。我拿一张茶巾盖住了她的头；把土覆在她脸上的时候我们不敢看她。她走了。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关于农场的梦想跟她一起被埋葬在了这里。译注：
Taunton，英格兰西南部一小镇。
Litigantsinperson，指没有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自己进行辩护的当事人。
Corticobasaldegeneration，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疾病，病因不明。
Pregabalin，一种用于缓解神经性疼痛的药物。
Tauprotein，全称为Microtubule-associatedproteintau，即微管相关蛋白tau，其在神经细胞中的变性累积见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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